罗兰巴尔特 语言的战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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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紫丝竹断（来自豆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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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者：紫丝竹断译自Roland Barthes, trans. Howard, Richard, “The War of Languages”, The Rustle of Language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1989. 译文仅为个人训练，仅供学习交流，转载请标明出处。
当时我在法国的西南部一块安宁的地段，那里住着的都是些年老退休的公职人员。有天外出散步的时候，我偶然看到，据我一百码以内的三栋别墅的门上，有三条不同的标语：“内有恶犬”、“有犬危险”和“有犬看护”。这地盘显然对财产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。但更有趣的是，这三种表达构建的是同一条信息：“生人勿入（除非你想被咬）”。换句话说，语言学，专门研究信息的学科，除了寻常的陈词滥调，对它们无话可说。“恶犬”代表着强势，提示“危险”则是仁慈，而“看护”是客观中立的，仅仅就这些不同而言，还绝不能说已经将三种表达的意义穷尽了。再换句话说，通过同一种信息，我们读到了三种选择，三种承诺，三种心态，更恰当地说，三种影像-索引，或三种所有权的托词。通过这种标记语言-——我称其为“话语”，因为这三种情况的语言是一样的——别墅的所有者，在一种特定的所有权的“再现”下获得再次确保，即使他已经被所有权制度保护着：“别惹这里”（这条狗，或者说屋主，十分凶恶，还用说吗），“受保护区域”（这条狗很危险，别墅被防备着），“此处依法照办”（有条狗守卫着财产，行使着法定权利）。因此，在信息最简单的层面（“生人勿入”），语言（话语）爆破，碎裂，发散，而一种简单的关于沟通的科学并不能解释。交流，对社会的、经济的和神经的结构施以干预，如同在战场上一般，构造着语言。
当然，这可能是基于同义关系，即用不同的方式诉说同一件事，而同义语是一种法定的、结构性的语言的“自然”基准，但语言之战却并不“自然”：它只产生于将差异转换成冲突的社交场合下，不妨说，就在阶级的分隔、符号的分解、语言的分歧或神经的分裂之间，它始积聚而成。
我有意选择这一例子，它们是小地主阶级语言的缩影，他们的话语在适用的细微差别之间制造对立。而在社交方面，语言看上去更是断裂成碎块（请允许我这样形容）。不管怎样，必须承认有三件难办的事，首先是语言的断层与阶级的区隔并非逐一匹配：这一阶级到下一阶级之间，存在着滑移、效仿、屏障、中继；其次语言的战争并不是主体的战争：处于对立之中的是语言学系统，而非那些个人：是社会方言，而非个人习语。第三，语言的区隔，标志着与某个显而易见的沟通背景对抗：民族谚语；更具体地说，在民族层面，我们彼此理解却并不沟通：而是让事物各得其所，自由练习语言。
在当今社会，最简单的语言分歧是语言与权力的关系。有些语言顺其自然地被拼凑，被权力（或曰体制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）的光亮（或阴影）所标记，我将其称为丧失自控力的语言或话语。与之相对，有些语言谨慎地字斟句酌，它们在权力之外或与之对抗，我将其称为拥有自控力的语言或话语。
这两种主要的话语形式并不具有同样的特征，非自控性语言是含糊、散漫，而且明显是“自然的”，因此不容易被识别。这是群氓文化（通俗读物、大众广播、流行电视）的语言，某种程度上也是（关于“常识”的）公共观点交际的语言。而自控性语言（矛盾由其强力所构成）则既是秘密的（难以辨认），又是免不了得意的：我得说这有点棘手。
自控性语言，另外又是孤立和割裂的，与“常识”隔绝（因此它是反常的）。其分裂的强力来自于其系统性这一事实，它由思想而非意识形态所建构。自控性语言最直接的例子，便是如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，精神分析话语，以及程度更小，但为规范起见需要补上的结构主义话语。但最有趣的可能是，即使在自控范围内，也会再次萌生语言的断层、区隔以及对抗。批评话语破碎成方言、内围和体系。我试图将这些杂乱无章的体系称为“杜撰”，与尼采的词相符。祭司阶级，像艺术家一样负责阐释语言之“杜撰”的社会团体。这些祭司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难道不是这些话术（或语言）的拥有者和技术员吗？
这杂乱无章的体系之间，强力的特定关系从何而来？这强力的体系又是什么？它是一项语言可以在任何情境中作用的体系，并依靠其中的能量维持，无论多平庸的主体在使用它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，精神分析学家，或者基督徒的驽钝，都绝不能威胁到相应话语的相应体系的强力。
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侵略性的强力，对杂乱无章的体系，或曰“杜撰”进行统治的权力？自从古老的修辞学与我们语言世界永远地分道扬镳，便再没有一种实用的语言能展示出语言学式战斗的武器。尽管我们不再遭受语言的恐吓已经不是一两天了，但对于我称之为“话语空间”的东西，关于它的某种物理学或辩证法还是什么策略，我们都一无所知。不过对我来说，可能至少有三种模糊的武器。
1.每项强力的话语体系都是一种再现（用戏剧的术语说，一场演出），一个展示争吵，攻讦、反驳与话术的舞台，一出群像剧，主体能亢奋并满足地置身其中。
2.存在某种“体系格式”（就像我们过去曾说的“修辞格”），即话语的部分形式，提供某种景观从而赋予“黑话”以稳定性，并收缩和保护体系，将敌人绝对地排除在外。举例来说，当某个精神分析学家说：“精神分析的排斥是对其自身对精神分析的认同的抵抗”，这就是体系格式。通常来说，体系格式针对的是包含在话语中作为单一客体的“大他者”，以利于将他排除在诉说强力语言的诸主体的共同体之外。
3.最后，更进一步，我们可以推断是否句子，作为实际上封闭的句法结构，不是它自身，而是一把武器，一位恐吓的操纵者。每个完整的句子，由于其独断性的结构，对自身拥有命令和威严。主体的瓦解，他对语言的主宰者懦弱的服从，总是被转译成碎片化的语句，以一种模糊的形状，悬而未决的存在。很重要的事实是，在通常情况下，显而易见的自由生活中，我们未必言之成句。相反地，有一种对句子的主宰与权力十分接近：变得强力的第一步就是完成句子。语法本身不正是用权力和来等级制度来描述句子吗？比如主语，从句，补语之类的。
随着语言的战争变得寻常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所说的“我们”是指知识分子和作家这类话语从业者。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我们不可能逃离：文化，政治选择，我们必须致力于，我们的世界与历史，呼吁我们投身于其中的，某种特定的语言。而且我们已不能宣称对一种去情境化的、非异化的语言的满足（即使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）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将投身与满足的两条缰绳用同一只手握住，必须设想一种多元的语言哲学。如今，还留有余地，这么说吧，在内部它的名字叫“文本”。“文本”，而不再是作品，它是写作的产物，不再是中性的社会消费品（“文本”只是被微量地阅读），而是至高地自由的产物，再次如尼采一样，不必尊重语言的“完整”（即法规）。
事实上，只有写作，才能设想出最严肃，甚至最暴力的言说的虚构性，并将其置于戏剧性的距离中。举例来说，我可以从精神分析式的言语中借用其丰富的内容，但将其灵活运用却要依靠一种虚构的语言。
此外，只有写作可以混合语言（比如精神分析的，马克思主义的，结构主义的），能够构成所谓的知识的异质性，能够给予语言一种欢庆的维度。
最后，只有写作才不需要起始点就能开展；只有写作才能抵御修辞学的所有规则，体裁的律令，以及反抗体系的傲慢：写作是特立独行的。关于语言的战争，写作不会压抑它，而是取代，它期望一种阅读与写作实践的状态，在其中它渴望得到流传，而非支配权。